用好政府的钱做好民间的事

                               ——“一会三所”社工模式剖析

    3月31日，在北京西城区银龄养老公寓，北京市西城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睦友社会工作事务所的社工李璐龄正在教老人们做手指操，这些老人认真地跟着王璐龄做动作，并不时相互交流一下。“老人腿脚不方便，做手指操就是让他们活动活动，还可以锻炼大脑。”王璐龄说。

    王璐龄是去年12月到睦友社会工作事务所工作的，如今是该事务所的专职社工，基本每天都驻扎在这个老年公寓，“我已经做了好几个月了，老人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彼此的沟通更多了。”

    睦友社会工作事务所是在2009年9月正式成立的，属于西城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的下属机构，虽然没有独立注册，但是它与西城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的其他两个会员单位——悦群社会工作事务所、仁助社会工作事务所一样，都是专业型的社会组织。西城区这种“一会三所”即西城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和睦友社会工作事务所（以下简称“睦友”）、悦群社会工作事务所、仁助社会工作事务所的社会工作模式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称其“牵到了北京社会工作发展的‘牛鼻子’”。

    那么，“一会三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模式，它的示范意义又在哪里呢？

依托高校资源建立

    潘星是香港理工业大学社会服务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去年毕业后回到北京。他的母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当时正在与西城区社工委商量成立一个社会工作事务所。“我的老师当时问我要不要回来创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回来参与了睦友社会工作事务所的建立，并担任了睦友的总干事。”潘星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睦友不是单独注册的社工机构，而悦群和仁助则是在民政部门单独注册的民办非企业，“虽然我们的差别在于有没有独立注册，但是实际上运行模式是一样的。”潘星说。
睦友最初成立的时候，相当于受雇于联合会，“当时组建事务所，学校和社工委考虑要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这个机构要与联合会的关系紧密一些，当时就讨论了睦友的名称、服务领域和规划。”潘星说。

    2009年9月，睦友正式成立，到目前共有3名专职社工。

    “三个事务所最初创立时都是依托某一所高校建立的。现在，它们已不仅仅依赖一所院校了。比如睦友最初是由中青院支持创办的，而现在的志愿者有北京科技大学的、也有首都师范大学的，这些高校之间也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潘星说。

    “三个事务所的专长不是随便划分的。比如悦群依托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社会工作学院建立，主要面向小学服务，因为学校老师也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西城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秘书长冯晓辉告诉记者。

    高校在事务所建设方面主要提供了三方面的支持，一是在社工督导、项目设计和评估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持；二是为事务所提供了一批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工作热情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同时带动了一支由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组成的、有一定规模的专业义工队伍；三是为事务所提供社会工作专业设备和设施，有效保障了事务所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

项目化运作

    睦友目前正在运行两个项目，一个是养老机构的社工服务，在西城银铃养老公寓开展社工服务试点。“如果实验成功，我们会继续招募社工，在其他的小型敬老院开展服务。”另一个是社区发展小组项目，即社区工作者发展项目，“以小组的形式为社区工作者提供能力培训，还有一个是社区积极分子发展小组，为社区级别的民间组织提供管理、法律以及筹资方面的培训。”潘星说。

    社区发展小组的核心就是助人自助，即授人以渔。“我们不是帮社区工作者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不是帮他们筹资、打官司，而是通过培训增强他们的能力，挖掘他们的潜能，让他们学会自己解决问题。”潘星说。

    在开展项目之前，潘星与他的团队先要去社区进行调查、访谈，了解社区工作者的需求。“社区工作者的需求很强烈，那我们就通过联合会的层面向西城区社工委递交项目申请书，如果审批了就可以立项。”潘星说。联合会有一套项目管理办法，“我们自己编制预算，经过专家讨论，社工委会分阶段给联合会拨付资金。”潘星表示。

    联合会对各个事务所项目的资金进行监管和协调，各事务所的资金全部在联合会的账上。

市场化的生存难题

    三个事务所都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来生存。“如果单纯市场化运作，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基金会赞助，没有来自社会的捐助，我们又不能募款，就无法生存。没有政府购买服务，事务所市场化生存会很难。”潘星说。

    目前，社工机构服务的群体是没有购买力的，“政府有培育和发展社工机构的义务。如果社工品牌没有打响，没有与企业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话，企业也不会下血本购买你的服务。”潘星说。

    从发展趋势看，社会对于民间组织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政府的某些职能也可以分化出来，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潘星说：“在香港，社工的培训、一些救济金的发放等事务都是由政府部门交给民间组织承办，由专业的社工去做的。”

    实际上，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是很广泛的，“比如睦友目前正在一个养老院提供社工服务，而北京西城区有11家养老院，如果每年能增加两个养老院的服务，我们的服务进入所有养老院也需要好几年。”潘星很乐观，“现在我们一方面是积累经验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与政府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潘星认为，将来可能不完全由政府购买服务，单位也可以，比如医院就可以购买社工服务。

    虽然现在没有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文件，但西城区政府每年拿出1000万社会建设专项资金专门用于购买服务。“多数事务所的工作都是依靠这些资金开展，一些西城区的民间组织也会申请这笔资金。实际上，政府购买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了。”潘星说。

    今年，在西城区的1000万专项资金中，联合会申请到了200万。“关键是资金的长效机制没有确定，我们这个项目今年能申请到200万，明年也可能是100万，申请数额的多少关键在于申报项目所需的资金数量。”冯晓辉说。

    冯晓辉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联合会还达不到市场化。“联合会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品牌，没有品牌企业就不会信任你，也就找不到企业资助。”

    更为重要的是，联合会每年还要缴纳5%的税收。“大的号角吹响了，但是体制和机制性的障碍还没有破解，可能会造成人员流失。如果连第一批创业者都留不住，那是真的对不住这些人。”冯晓辉说。

脱离政府自我管理

    近年来，通过国家社工考试获得职业证书的社工人员大批增加。“应该有个组织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成立联合会是一种选择。而且，从联合会层面讲，可以对这个专业队伍进行专业的管理。”

    “由西城区社工委委托联合会对事务所的项目进行管理，保证项目的落实，保证项目的社会效益，保证社工工作的专业性。”冯晓辉说，事务所的很多项目都是联合会与事务所一起策划商讨出来的。“联合会与事务所的关系，就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

    “一会三所的亮点，在于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组织，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东西，政府完全脱离出来了。”西城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秘书长冯晓辉说。

    冯晓辉认为，“一会三所”有四大支撑体系，即政府购买服务，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联合会对项目的开发与专业指导等进行综合性管理；第三是孵化器，在组织建设方面给予能力上的支持和帮助；第四是专业督导，在组织发展过程中保证组织的专业特征，保证他不会变成其他的社会组织。

    “一会三所”的基本思路就是社会队伍社会建，专业队伍专业建。“社会组织有两个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是社工委，注册单位是民政局，但是到最后有可能谁也不管你，这就无法实现‘社会队伍社会建，专业队伍专业建’的目的了。因此，成立联合会的目的就是防止社工机构的功能跑偏了。”冯晓辉说。

    冯晓辉认为，在其他的地方成立事务所，“首先要有上级领导的重视，其次要有资金的支持，此外还需一批有热心的社会工作者。少了这些必要条件，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事务所。”（本报记者 杜志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