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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什么改变中国
添加时间:2007-1-17     作者:admin     来源:中国(深圳)慈善公益网  【字体:  

《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什么改变中国


中国青年报     

  编者按:2006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教授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把关于中国改革的讨论引向高潮。前不久,张维迎又就“什么改变中国”的话题,接受《权衡》杂志的专访。本刊略作删节,以飨读者。

  企业家改变中国

  《权衡》:对于“什么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企业家、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经济学家,你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

  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夕,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灾难之后,中国即使没有邓小平,也会出来另一个领导历史变革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邓小平超乎寻常的眼光和胆略,对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校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利润、税收和折旧。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校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权衡》: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家成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张维迎: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政府顾不了,国企也顾不了,所以就去倒买倒卖,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主要是这批人中很多人失去了政治前途,没有办法在政府继续工作;另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三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权衡》:这三代中国企业家的相同与不同点是什么?

  张维迎:要说不同,首先是教育背景。第一代企业家受的正规知识教育比较少;第二代企业家很多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有政府的背景,统揽全局的能力比较强;第三代很多在国外接受教育,熟悉新技术的发展,懂得国际资本运作,更有国际视野。

  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临的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戴“红帽子”做起来的,有很多麻烦;第二代比第一代的产权状况要好,那个时候允许注册私人企业,原来的企业开始改制、摘帽子;而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治理结构

  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

  社会上对第三代企业家的非议很少,一方面是他的产权结构一开始就比较清楚,他们的企业很多在国外上市,拿外国人的钱,似乎与我们无关。另一方面,他们的企业大多与高科技相联系,一般人不太懂,看起来没有可比性。而前两代企业家做的事好像每个人都能做,所以他们的成功似乎总隐藏着什么问题,容易受到怀疑。

  要说共同点,所有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19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别人不敢干,你敢干,你的收入就高。19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开始要面对市场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高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所有企业家的共同特征,现在成功的企业家也同样如此。

  《权衡》: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张维迎:企业家成长的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只要给人们自由,就会有人去创业。比如某一个地方,某种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很高,就会有人想方设

  法,组织资源,去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就是通过调配资源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自由扩大也意味着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发生变化。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做企业,因为做企业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生活品质不能提高,例如坐火车级别不够,坐不了软卧,坐飞机买不到票。到后来,政府官员能得到的东西,通过做企业照样可以得到。这就鼓励了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企业家或资本家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它对应的是剥削、欺诈、罪恶之类的词汇。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不可想象的。

  地方政府功过

  《权衡》: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地方竞争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你过去的研究表明,地方竞争是促成中国经济民营化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所谓地方竞争,主要指地方政府吸引资金、企业家、占领市场等资源的竞争。为了吸引资源,地方政府必须改善交通环境,增加基础设施,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等等。这些行为当然有利于经济增长。

  企业家改变中国,是从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说的。如果从具体的行业来分析,没有房地产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今天。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生活环境,很难想像10年之间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当然这中间也有问题,例如形象工程、贪污腐败等等。但政府形象工程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样。关键在于,你要建这个城市,要修这么多路、架这么多桥,钱从哪儿来?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很多城市出现了国有企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局面。在城市的黄金地段,有些老国企衰落之后,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起。但随着房地产的发展,这些企业把土地一转让,它的资产成百上千倍地增值。这样一来,企业职工安置解决了,新的商业区建起来了,城市建设的钱也有了。这就是房地产业的作用: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由于改变用途,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财富就被创造出来。

  回到地方政府行为。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北京有一起债务纠纷案,债权人胜诉,但钱就是拿不回来。而河北有个地方法院,对债务强制执行,于是北京的债权人把债权卖给河北,河北人打官司,然后几家分成。这就是司法服务的竞争。如果以后北京的法院不好好判案,就会有外地法院抢北京的案子。所以地方竞争具有促进司法公正和产权保护的作用。

  有人认为地方竞争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比如你去陕西投资,跟陕西的企业发生纠纷,陕西的政府袒护本地的企业,短期内,他能占便宜,但是时间长了,他就知道这样一来外界的企业都不愿意进来,他的经济很难发展。历史上,外国人去英国伦敦做生意的时候,曾经很受歧视。但后来英国人发现这样对他们并不利,所以提出要对外国人公平对待。这种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最终会对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约束。

  总的来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应该加强而不是限制这种竞争;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

  《权衡》:但在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房价高涨和对投资过热的担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提出指责,认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与房地产商合谋推高房价、阻碍中央宏观调控等等。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观点。追求GDP增长不是问题。如果GDP增长是问题,那很简单,哪个地方GDP增长得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撤职就完了。但要知道,GDP跟工业总产值不一样,它不是胡乱投资、生产出来搬到仓库里就可以的,要卖

  出去才行。如果我们希望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GDP增长是必须的。

  说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哄抬房价,完全是推卸责任。前一段时间很多人说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房,所以中央部委出了好多政策,例如要求70%建90平方米以下中低档房,严格土地审批等等。但在我看来,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既然老百姓抱怨房价,那么我就针对房价制定一套政策,表明我关心群众,就够了。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根本没有认真考虑。

  你想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祝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而且制定政策的官员还要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上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终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乱的信息基础上。

  总之我认为,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改革的成功。中国的好多改革都是地方政府发起的,而且在地方政府刚做的时候,中央是不允许的。但因为地方政府的做法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长,最后中央才承认。我们今后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力。

  《权衡》:现在对地方政府一个强烈指责是,由于招商引资、发展房地产,所以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有很多恶劣行为,例如野蛮拆迁、压低补偿等等。

  张维迎:这是荒唐的土地产权制度造成的结果。现在的农民相当于一个佃农,种了一片庄稼,地主说要用土地,庄稼砍了就砍了,不让你种就不种了。原因是什么?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我们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又是由政府管理的,所以政府行使权力的成本很低,对土地征用几乎是掠夺性的,但又是合法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

  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农民讨价还价。否则农民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这里蕴含着一个基本原理:产权是人的所有权利当中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你不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想靠同情、怜悯使他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目前土地征用中的问题,根源不在地方政府,而在于法律对土地产权的界定不合理。

  《权衡》: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把土地审批权向中央集中,让中央来监督地方政府,会不会好一点?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实中已经出现这样的政策趋势。

  张维迎:我不认为把地方的审批权收到中央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权利不受保护。好比你家里有值钱的东西,但不让你上锁,东西被偷了。现在说,你不能上锁,但给你换个邻居,能解决问题吗?在地方竞争的情况下,出于政治前途的考虑,地方政府可能还有点收敛。如果把审批权都集中在中央,靠什么来约束?几个部委的司长、处长能把全国的土地管好吗?我不相信。那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到北京游说,出现更多的腐败。政府部门历来喜欢争夺审批权,谁掌握审批权谁就有了寻租的机会,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如何提高“经济安全”

  《权衡》:您对产权问题一向比较重视。不久前,在《物权法》的审议和修订中,立法部门提出,就产权保护而言,现实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所以要加强国有资产的保护。您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话,我们看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不是由于某个人把它偷走了,或者转让的时候价格被低估了,最大的问题是投资的时候就打水漂了。但没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调查,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国家投资的项目效果如何。我所知的内部人跟我讲,至少60%或70%都是浪费性投资。国家投出去1万亿元,真正创造效益的只有4000亿或3000亿元,甚至更低。这是没有办法靠《物权法》解决的。

  国有资产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没有责任和权利的匹配。这样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北大的一些企业当年在香港上市,股价在20块钱的时候,我建议学校转让10%的股票,这样就可以兑现几个亿的资金,用于学校的发展。但是没人敢采纳。如果20块钱卖了,万一过一段时间涨到了25块钱,就有人骂你,你卖便宜了,国有资产流失了。但事实是,过段时间股价跌到两块钱,学校亏了,当然也没有人负责任。

  好多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该做的事不能做,能做的事又不该做。所以它没有办法有效利用,最容易受到侵害。我从小在农村就知道,公家的东西肯定坏得最快,集体的牲口就是不长肉。没有办法,你只要给公家操作这个事,就变成所有与公共财产相关的人的行为方式。《物权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国有资产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该怎么办?是放在那儿,烂下去?还是变现为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我认为,一个东西在我的手里只值1块钱,但是在你的手里值10块钱,我把它5块钱卖给你,你赚了我也赚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要尽快转让出售的原因。有的时候,尽管

  交易中存在问题,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权衡》:如果出售国有资产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卖给谁?例如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案例,就有人认为,外资并购会对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维迎:首先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对国际收购,我觉得还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国家有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国际斗争的政治策略,就像美国一样,有很多的政治策略,这个可能需要研究,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

  我关心的问题是:在企业经营中,我们给外资企业好多特殊权力,而我们的民营企业没有,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能够很好地发展他们的潜能,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官员心态很复杂,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的话,好像政治上冒的风险少,但是卖给民营企业冒得风险大。我知道有些案

  例,同样的土地,我给你每一亩比外国人多出10万元,但是政府就卖给外国企业,不卖给中国的私人企业,因为他有另外的盘算。

  我主张应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机会和权力,否则的话,出现很多怪事,例如假外资。这就跟晚清的时候中国轮船挂着法国国旗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挂法国的国旗?因为挂中国的国旗受不到保护,土匪来抢警察不保护你;但是挂法国人的旗就是外交事件了,警察就管。1980年代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现在的假外资,都是经济歧视政策的结果。

  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中国人,我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得到与国有企业公平的待遇。否则的话,还不如把国企卖给外国人。因为现在国有部门浪费的资源太多了。与其让它浪费,还不如卖给外国企业,让它替我们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他拿走一部分,我们还分享一部分。

  我原来打过一个比喻,我们国有企业像残疾人,让他参加奥运会;民营企业身体健康,但手脚被捆绑起来不让去。结果你想拿金牌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批评我们的企业被外国人收购了。其实如果我们想拿金牌,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把健康人手脚放开,让他们也去参加比赛。你让残疾人去参加比赛,比不过别人,就呼吁把外国人也绑起来,那不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没有外国企业的进入,中国很难有今天的转变。我1987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到小吃店吃饭,当时最羡慕的是:什么时候国内的餐馆有这么干净就好了!那个时候国内的餐馆桌子都是油腻腻的,盘子都是脏兮兮的。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改变的?麦当劳进来以后。麦当劳这么一个快餐店进来,整个改变了中国饮食业的卫生环境。

  我的意思,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如果早有这样的政策的话,我们的产业环境会比现在要好多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写了一本书,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为什么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他的答案是因为中国限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争气,没有办法填补这个市场空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关心民族产业的发展,就应该给民营企业进入各种产业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如果离开这一点谈什么保护,对外资限制,我觉得毫无意义。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程度、福利水平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收入状态,还取决于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仅是你的GDP,还依赖于你对影响人类进步的重大技术、组织制度有什么创新和贡献。假如我们中国的GDP上去了,但是所有好品牌的东西都是外国企业的,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创造的,中国人不会有很高的国际地

  位,仍然被别人看不起。

  自主创新隐忧

  《权衡》:你谈到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和优秀品牌,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很多企业对自主创新寄予厚望。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创新是跟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和发明不一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讲得很清楚,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企业家是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带来财富的不断增加。现在很多人把创新理解为科技行为、政府行为,这是误解。发达国家之所以创新做得好,是因为企业家在做。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政府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而政府成天忙着叫喊技术创新。

  创新不是政府能设计出来的。我也不主张政府投入太多的钱搞创新。政府搞创新经常会变成我们前面讲的形象工程。上海交通大学“汉芯”的问题,实际上是与政府行为有关的。政府迫切需要你这个东西,去显示一下,树立典型。也许当事人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造假,但想到领导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希望,自己没做出来对不起领导,于是想赶快弄一下,这个时候就可能琢磨造假了。

  未来中国能不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依赖于企业家。如果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对未来充满信心,创新自然有动力。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放开投资领域,企业家总是提心吊胆,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尊重,企业家行为不能得到合理报酬,无论国家投多少钱,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

  像汽车工业,现在满大街上跑的车,上档次的都是外国品牌。中国三大汽车制造厂都被外国的品牌汽车肢解了,这个合作一条生产线,那个合作一条生产线,“一女多嫁”。这样的好处是市场的车多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上世纪80年代就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产业,即使说90年代开始就给像李书福这样的人做汽车的自由的话,外国汽车品牌不会像今天占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单一个桑塔纳就占了多少市场份额?但我们的政策不行,很长时期不允许民营企业生产汽车。比如华晨,好多年前就开始研制“中华”汽车,但就上不了政府的汽车生产目录。

  李书福这样的人不可能在国有企业生存。他的历史地位、成功与否只能从他本身做的事业来衡量。我不是说企业家本身的个人素质没有关系,但我们有好的制度安排以后,最优秀的企业家才可以做好创新。

  《权衡》:在你看来,中国目前有哪些阻碍企业创新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

  张维迎:首先是金融体制。我们的金融体制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在增加交易成本,这是很大的问题。金融是创新的血液,如果没有好的金融体制,新的技术即使出来了,也没有办法投入生产。不过这一点现在越来越乐观,因为好多外国的私人资金进入中国,来帮助中国创新企业家融资。

  另外值得担忧的是,好多违反市场原则的政策不断出现,加上舆论的推动,使我们的经济在往前的时候有很大的脆弱性,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说停下来也就停下来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按照现在的版本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利后果。

  有个搞人力资源的资深人士讲,如果新的劳动法实施的话,就没有什么人力资源管理了。因为企业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没有了。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市场变得非常的僵化,人们把保护劳工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相信市场力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健康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劳动部门不管你的企业搞得好不好。按照这个规定,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账,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这有点像欧洲的一些福利国家,深究起来他们的劳动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引进我们的国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本钱来运行那样的制度。

  另外还值得担心的是,现在有好多政策,打着宏观调控、治理产能过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业投资,破坏企业产权,使民营企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比如你原来跟银行有一笔3亿元或5亿元的贷款,一搞宏观调控银行就要求你提前收回来,你说怎么办?这就是侵犯产权。侵犯产权不是简单的偷和抢,随时破坏游戏规则也是侵犯产权。

  我原来讲过一句话,没有哪个媒体敢登。你们一定要准确表达我的意思。我一般不太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因为好词被坏人用得太多。但我还是想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这个国家,就要扶植民营企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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