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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生意总在酒桌上开始
添加时间:2007-1-17     作者:admin     来源:中国(深圳)慈善公益网  【字体:  

中国官场,生意总在酒桌上开始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刘贤方

  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浅说中国的应酬文化与商业规则

  我上世纪80年代出国去北美深造,阔别十年之后,重新踏上故土,所见所闻都使我惊诧。虽然早已耳闻这些年来的高速增长,但现实中国仍远超我的想象。最令我意外的,是娱乐业的崛起。酒吧、卡拉OK、歌舞厅、桑拿、按摩院等娱乐场所,过去几乎不存在,现在却是无所不在,且一个比一个“火爆”。

  一位大学同学询问我的感想,我故作夸张地说:“痛心疾首啊,因为看到了‘全面复辟’。”我是在开玩笑,且还套用文革的语言,那种表达方式铿镪有力。尽管我出国多年,但还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中国正在与西方接轨。我说,不,那是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接轨。这个回答却是认真的,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只有在亚洲地区,我才看到如此繁荣昌盛的娱乐业。

  娱乐业在中国经济中迅速壮大,甚至超前发展,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生意场上盛行应酬,娱乐活动已是商业经营的前奏曲;而因应酬文化的需求,娱乐业就格外繁盛。

  英美社会的生意关系是相当的非个人化(Impersonal),所以英语俗语就有“Never mix business with pleasure”(决不要把商业与娱乐搅和在一起);可在中国社会中,商业必须要与娱乐搅和,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别。其实,中国的应酬文化有其合理性,是生意经和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

  那什么是做生意的特征?———不可确定性(Uncertainty),即以接受不可确定性去搏更大的回报。比如你给人打工,工资是每小时10元,那一天干了8小时活,就知道已赚了80元。可若是做生意,结果就很难说了,也许会赚,也许是赔,甚至要赔到破产。因为商场上有众多不可预测事件,潜在的争端,更还有打交道的对方,看起来谦谦君子,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所谓的从商,是要在不可确定情况下作抉择,所以具有更大风险。从商者要有很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老板的。

  可世界上有矛,也就会有盾。只要有生意场上的不可确定性,也就会形成必要的克服机制。在西方国家,这一机制体现在法制的建立和健全,通过商法、合同、法庭、律师、监狱、警察等整套系统,来保证承诺的执行,保护双方的利益。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也习惯于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争执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法制的基础是平等,是权利与义务的共存,所以才能推动市场交易的顺昌。但这样的社会机制在中国从来就是缺乏的,古代有法家的“法治”所强调的是刑法统治。如秦朝,是运用严刑苛法,轻罪重罚,制止百姓犯罪。法家提倡绝对尊君,强化独裁,以君主的绝对权威来保证国家机制的有效运行。在中国,一直到近代才引进了西方的法制观念和体制。

  在既缺乏执法的有效监督,也缺乏寻求法律保护的民众意识的情况下,减少风险,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与自己人合作,如果生意双方有血缘关系,那就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成为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也就能进行商业合作。其次是通过非血缘的联接,如同学、邻居、同乡、同事、故友等。因为双方的结识来自于生活中的共同经历,关系的初建不是以商业利益为基础的,又有对彼此的过去了解和共同的朋友。双方由面子和交情而联系在一起,就更多了一层信任,有了商业合作的基础。

  但是,在商业经济发达的社会,交易高度频繁和广泛,血缘关系和裙带关系所能提供的空间已是太小了,远无法满足业务需求。那该怎么办呢?

  那就要去建立和扩大联接关系。比如,在生意场上打交道,双方往往不是直接切入主题,而是作感情投资,先拉近距离,通过建立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通过结识对方家人和朋友等。由私人关系而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度,当双方已是朋友、铁哥们了,骗、坑、害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也就有了解决可能的生意争端的感情基础。这样也就达到了减少不可确定性和商场上风险的目的。

  所以,为了商业的成功,就要先成为朋友,所以需要在生活中广结善缘。而请客、喝酒、卡拉OK、按摩等应酬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娱乐业的崛起,所体现的只是市场发展满足需求。

  总而言之,应酬文化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无论你喜欢与否,若要在商海中求生存,就很难“出于污泥而不染”。今天,我们多数人都会同意,这种文化弊病很多:浪费资源、耽误时间、影响健康、降低社会效率,更是孳生腐败的温床。应酬文化起源于缺乏有效的社会机制,治本之策便在制度的完善,使之丧失赖以存在的土壤。政府三申五令地在反吃喝风,那只是治标。以台湾为例,早年的官场应酬也是如日如炙,但近年来,随着制度监督的加强,行政部门已是职能机构,也就成为了清水衙门,吃喝之风自然也就减弱了。是啊,如果在体制内,可办的事就能办到,不可办的就不能办,平民百姓为什么要去找关系、拉关系?

  我们再来反省中国官场上的腐败大案,根本还是在制度的不完善。如果有程序上的规范、透明和有效监督,如果关系经营很难带来经济的巨大实惠,商人难道还会有寻求官商勾结的强烈动机,还会愿意在贿赂上大量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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