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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添加时间:2007-1-17     作者:admin     来源:中国(深圳)慈善公益网  【字体:  

俞可平: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长期关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俞可平教授,最近刚完成了一项“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研究,对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俞可平教授现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教授。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学博士,他最早进行了经济全球化对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对治理方式影响的研究,提出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的治理方式从传统转向现代,应逐步确立和弘扬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政治价值。

  一般认为,中国较为成功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社会的形态,为了适应发展,中国需要一个蓬勃兴起的公民社会。俞可平是中国最早提出公民社会概念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2002年11月,他出版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一书。

  日前,《21世纪经济报道》就公民社会的重要性、民间组织的地位、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未来的发展等问题,专访了俞可平教授。

  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21世纪》:俞教授,我们知道您是国内较早研究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学者之一。最近一个时期来,“公民社会”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热门话题,但许多读者对这个概念的涵义并不十分了解,您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公民社会”?

  俞可平:公民社会主要是一个与政治社会(国家)和经济社会(企业)相对应的概念,其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在我国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它们是同一个英文术语civil 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

  虽然国内学者目前仍然交叉使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三个术语,但这三个不同的中文称谓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市民社会”是对civilsociety的经典译名,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但这一术语在传统语境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贬义,许多人事实上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而且容易把这里的“市民”误解为“城市居民”。“民间社会”最初多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近代的民间组织时加以使用。这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但在不少学者特别是在政府官员眼中,它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对civilsociety的新译名,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喜欢使用这一新的译名。

  在我看来,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由于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所以人们也把它们看作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

  《21世纪》: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听到的是“群众团体”、“人民团体”、“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这样一些概念。他们有什么异同呢?

  俞可平: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民间组织的理解甚至比对公民社会的理解还更加混乱不清。无论是学者的文章或政府的文件中,经常使用的关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称呼有:非政府组织(简称NGO)、非营利组织(简称NPO)、民间组织、公民团体、中介组织、群众团体、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第三部门组织、志愿组织等等。一般地说,这些不同称呼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但是从严格的语义来说,它们之间应当存在着不可不察的差别,这些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公民社会的某个方面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至今仍广泛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优点是强调公民社会组织的非官方性,表明公民社会组织不属于政府组织系统,明显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一概念可能产生两种正好相反的歧义。一是认为只有那些重要的、正式的民间组织,才属于公民社会的范畴。因为非政府组织这一概念最初在中国的引入,与联合国宪章中涉及的国家间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的作用与地位相关,而国家间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是十分正规的,并经过政府的正式批准,大量存在于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有可能被许多人排除在“非政府组织”视野之外。二是把“非政府组织”的“非政府性”理解成与政府没有关系,甚至理解为与政府对立。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恰恰与政府的关系最密切,有些直接就是“政府的非政府组织(GONGO)”。

  “社会团体”或“社团”、“公民团体”、“公民组织”、“民间组织”等概念,也常用以指公民社会组织。借用这些概念可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或“民间性”,以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相对而言,这些概念的含义比较清晰,所表达的意义也比较准确。“社会团体”、“社团”等概念,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公民团体”、“公民组织”等概念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性,因为公民是一个由宪法界定的政治概念。“民间组织”概念突出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其外延可以涵盖上述各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意义,因此,比较而言,这是一个表达公民社会组织的恰当概念。

  我的建议是,在谈及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组织或团体时,尽可能地一致使用“民间组织”的概念,以避免在概念术语上的不必要争议和混乱。


政府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

  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的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是实现民主治理的关键所在。

  《21世纪》:为什么您认为应该统一使用“民间组织”的概念?“民间组织”的内涵是什么?

  俞可平: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指的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

  它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政府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营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其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四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组织的这些特征,使得它们明显地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

  此外,它还有非政党性和非宗教性的特征,即它不以取得政权为主要目标,也不从事传教活动,因而政党组织和宗教组织,不属于民间组织的范围。

  《21世纪》:从您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判然有别。但民间组织又必然要与政府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那么,民间组织与政府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俞可平:在正常情况下,民间组织与政府应当是一种友好合作和互补合作的关系。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让公民和社会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而公民和社会的自治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得以实现的。因此,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的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是实现民主治理的关键所在。

  过去我们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善政”,现在我们把“善治”作为理想政治的状态。“善政”主要是指政府自身要好,而“善治”则是指全社会的治理状况要好。在现代条件下,要达到这样一种“善治”,政府同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公民社会对治理的变化所起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对于政府而言,公民社会是一把双刃剑:政府的政策法规和行为措施得当,就容易使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反之,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就很困难,甚至会走到政府的对立面,危害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如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不善,如果民间组织自身发育不好,如果民间组织制度的制度环境不健全,那么,它们对于社会和政府的消极作用甚至可能超过其积极作用。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既可以看到大量民间组织促进民主政治,推动经济发展,有利社会团结的例子,也可以发现不少民间组织破坏社会稳定,不利民主生活和阻碍经济发展的实例。

  另外,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一种误解,把“非政府性”曲解为与政府没有关系,或完全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府领导。事实上,这里的非政府性,主要是指它不属于政党和政府的组织系统,相对独立于党政权力机关,而不是指它完全与政府没有关系。民间组织同样也可以由政府创立,受政府引导,得到政府资助,与政府进行积极的合作。当然,也必然会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不愿与政府合作,甚至与政府对立,从事反政府的活动。政府应当依靠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积极培育与政府合作的民间组织,同时尽可能地防止反政府组织的产生,消除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对立情绪。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是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重要表现,它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进程,而且也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21世纪》:我们大家都注意到,改革开放后,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在我国社会中大量涌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如各种业主委员会、俱乐部、维权组织和环保组织等。目前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间组织,它们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

  俞可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到底有多少个民间组织,没有统一的数据可以援引。民政部的统计是,到2005年3月,全国正式登记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约28万。但是,实际存在的数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一些学者估计至少在200万个以上,有的估计甚至高达800万,我的估计是300多万个。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是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重要表现,它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进程,而且也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得益于其制度环境的改善。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修改了宪法,进行了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国家等为重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规范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转变了对公民社会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是直接促成公民社会迅速成长的制度因素。

  《21世纪》:但我们也听到这样一些说法,认为公民社会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甚至是西方一些政治家对其他国家实行“颜色革命”的一种策略。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俞可平:利用那些引人入胜的价值和理论来推行其霸权主义,是一些西方政客惯用的伎俩,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惧溺自沉。在这方面我们记忆犹新,同时也教训深刻。

  例如,西方一些政客把人权当作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我们曾经因此而讳言人权,把它当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谁倡导人权,似乎谁就是在宣扬资本主义的价值,就是在搞“西化”和“自由化”。“凡是西方人宣扬和倡导的,我们就坚决拒绝。”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才真正是上了西方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的当,因为那样会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种损失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计算。在公民社会问题上,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

  所有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真正负有责任感的学者和政治家,既要十分清醒地看到西方一些政客的政治用心,但更要看到,对付这些伎俩的有效办法,不是回避这些问题,而是采取正确的对策。我们必须及早认识到,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就必然导致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

  改革开放后,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团结和谐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国家的成熟程度,与公民社会的发达程度是一致的。

  同时也应当客观地看到,正如市场经济在中国刚实行不久,还很不规范、很不成熟一样,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也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远未定型和成熟。公民社会对治理的变化所起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因而,既不能漠视公民社会的作用,也绝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决不能以为,有了公民社会以后,政府就变得无关紧要。无论公民社会如何强大,政府始终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在中国尤其如此。

  《21世纪》:现在互联网生成许多以某种兴趣为主题的社区,“超级女声”活动中也出现有组织的“粉丝”,这些与公民社会有关系吗?

  俞可平:我在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也就是公民的“结社”。结社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公民之所以结社有许多动因,其中之一便是兴趣所致。建立在共同兴趣之上的民间社团,是民间组织的主要类型之一。随着公民利益需要的增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的结社活动必然日益变得活跃。公民利益需求的增多,意味着公民结社的内在动力的增大,民主政治的进步则意味着公民外部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大,现代的信息技术又为公民结社提供了先进的科技条件。网络团体的激增和“超女”现象的出现,无不证明这一趋势。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就逐渐开始形成。最早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民社会来临的并不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超女选秀”,而是城里那些离退休的老人们。你看,成群的老人们在早晨或傍晚,在公园或街旁,不是在练功健身,就是扭秧歌跳舞。他们背后既没有政府的组织,更没有公司的策划。但在一些热心老人的指挥下,却井然有序。因此,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超女现象预言了公民社会的出现”,“超女选秀”只是表明现在年轻人也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了公民社会的存在。

  不过我觉得,一些学者用“超女选秀”来简单类比中国的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运动,似乎并不十分恰当,因为日常生活毕竟与政治生活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尤其在中国。认为“超女现象”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更是一种误解。在这里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指出,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就必然导致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产生归根结底取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公民与政府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关键。

  《21世纪》:您在上面谈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在您看来,中国的公民社会与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相比有哪些不同?

  俞可平: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有自己的特色,公民社会也必然有其自己的特色。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公民社会大概有着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党和政府创建,并受党和政府的主导,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第二,中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它还很不成熟,其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第三,与上述特征相适应,中国的民间组织还极不规范。第四,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民间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

  《21世纪》:中央正在倡导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您觉得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之间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俞可平: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公民与政府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和谐社会需要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社会融合,但同样不可缺少的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团结合作。公民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看来,公民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以下重要作用:

  第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正在不断涌现,它们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观察一下你周围的实际生活,你就可以发现,你周围的民间组织也不在少数,除了正式批准登记的村民组织、居民组织、社区组织外,还有大量的自发组织,如各种各样的业主委员会、维权组织、公益组织、互助组织、民间研究机构、松散的群众组织、利益团体、兴趣组织、形形色色的俱乐部等。它们对社会政治生活正在发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第二,在利益已经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挑战来自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而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的主体就是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紧密的或松散的、长久的或临时的民间组织。无论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主权利的角度,还是从邻里和睦、诚信友善的角度,都离不开做好各种民间组织的工作。

  第三,就其性质和地位而言,民间组织是联结政府与公民的纽带和桥梁。我曾经讲过,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实质性要素,也是所谓善治的本质。从古今中外的治理经验来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实现的。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特别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共同管理,既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解决政府与公民直接或间接冲突的重要途径。

  第四,民间组织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它们既是公民自治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这里的民主,我的理解,主要指群众的广泛参与和自我管理。我们倡导的政治参与是一种有序的参与,也就是有组织的参与。除了政府的组织外,大量的应当是公民自己的组织,即民间组织。群众自我管理或公民自治,也不是无组织的,无秩序的,而是井然有序的,至少要求有一个管理或自治的主体,这个主体在许多情况下就是民间组织。同样,中央提倡的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也必然涉及到民间组织,因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主要是各种合法的民间组织。

  总而言之,党和政府对民间组织应当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防止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对立面,使公民社会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

  破解“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难题

  建立“备案登记、法人登记、公益法人登记”的三级登记注册制度,从长远看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建议,可以在中国逐渐推行。

  《21世纪》:有些人反映,政府审批民间组织比较苛刻,甚至有些主管部门对民间组织存在不信任的情况。在您看来,政府在民间组织的审批和管理上应该持什么立场?

  俞可平:政府的决策和管理部门对公民社会的认识、判断和态度,直接关系到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法规。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公民社会采取了鼓励和肯定的态度,出台了不少相关的管理法规。这也是促使我国的民间组织得以迅速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

  但确实有一些党政官员对民间组织至今仍缺乏正确认识:有些人脱离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的实际,还没有看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有些人认为公民社会是西方的“舶来品”,有些人则把民间组织一概看成是抵制或对抗政府的异己力量,有些人看到民间组织在苏东剧变和东欧“颜色革命”中的反政府作用而感到十分害怕,有些人把民间组织简单地当作是政府部门的附属单位。一些官员对公民社会的最大误判,就是过分夸大了公民社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消极作用。他们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势必会削弱党对社会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而目前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加上民间组织在东欧地区最近“颜色革命”中扮演的反政府角色,似乎正好证明了他们的这种判断。

  这些看法不仅是错误的和片面的,而且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相当有害。毫无疑问,中国的公民社会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然而,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尽管民间组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其主体而言,它们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一支健康的和积极的力量,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有着与党和政府合作的强烈愿望。

  政府对民间组织应当采取积极培育、正确引导、合理规范、依法管理的基本策略。目前特别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正确对待各种民间组织,从总体上说,既不要敌视它,也不要忽视它;既不要惧怕它,也不要溺爱它;既不要放任它,也不要封堵它。既要看到公民社会兴起的必然性及其积极作用,也要清醒地看到它对国家治理和建设和谐社会所带来的挑战与问题。

  其次,要抓紧修改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改善民间组织生长发育的法律制度,营造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

  其三,要积极培育各种与政府合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基层民主和公民自治的民间组织。

  其四,政府要主动与各种合法的、健康的民间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它们在社会管理、公民参与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其五,要依法规范现存的各种民间组织,坚决取缔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社会组织,引导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

  《21世纪》:为什么一方面,很多法规和部门管制民间组织,另一方面,却存在上百万没有注册或者在工商注册的民间组织?中国分级登记和双重管理的体制适合当前的形势吗?

  俞可平: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实问题,一些专家早就发现,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民间组织多半是未经登记的“非法”组织,有的是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企业”组织。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具体地说,就是在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方面,“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同时并存。

  一方面,在我国,关于民间组织的许多规定大量重复、交叉和繁琐。例如,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不仅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政部颁行的实施细则,而且还有民政部与其他部委联合颁布的管理规定,或者由各部委单独制订的管理规定;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本地管理民间组织的实施办法,不仅省级政府或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有各种“细则”和“规定”,而且地市级政府,甚至区县级政府也有各种“办法”和“意见”;不仅政府民政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制订了众多的法规、条例和规章,而且各级党委和政府也根据情况的需要不时发布一些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类似的规章制度过多,造成了公民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剩余”。

  然而,另一方面,在制度剩余的同时,民间组织的管理又存在着许多“真空”地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缺乏管理民间组织的一般性法律。目前管理民间组织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务院的几个《条例》,它们是法规而不是正式的国家法律。仅有的几个涉及到民间组织管理的正式法律,如《工会法》等,也多半是专门法,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管理民间组织的“母法”。其二是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法规。例如,缺乏针对行业协会、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以及志愿者工作的分门别类的管理法规。其三是现行的一些管理条例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较难适用。

  正是上述这些原因造成了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中政府“越位”、“失位”和“错位”的现象并存,并直接导致了以下结果:第一,许多本来可以作为公民社会积极力量的民间组织只能胎死腹中,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第二,大量民间组织不得不放弃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努力,而转向工商机关作为企业组织进行登记注册,扭曲了民间组织的正常形态;第三,使不少民间组织干脆未经任何政府部门批准而自行成立,不受任何监管地在社会上活动,使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处于失控的状态。

  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改革现行审批登记制度的对策建议,例如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学者提出,要在中国确立“备案登记、法人登记和公益法人登记”的三级准入制度。这一制度的要点是:首先,对所有民间组织开放备案注册平台,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到政府民政部门进行备案注册,除非有明显的违法犯罪事实,对所有已经备案注册的民间组织给予合法存在的基本权利。其次,对于影响较大、活动范围较广、涉及公民政治参与或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民间组织,按照“规范的名称、必要的组织、固定的场所、专职人员、会员数量、资产经费、民事能力”等项基本条件,实行强制性的审批登记制度,对符合条件审批合格的民间组织发放许可证,并赋予其社团法人资格。最后,对于那些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民间组织,在获得政府许可证的基础上,实行更加严格的公益法人认证,通过公益法人认证的民间组织应当享受国家在财政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同时也履行更加严格的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

  在我看来,建立“备案登记、法人登记、公益法人登记”的三级登记注册制度,从长远看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建议,可以在中国逐渐推行。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推行这一制度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先在公民社会比较活跃的若干省市进行试点性改革,在取得经验后逐渐推广;第二,对三类不同性质的民间组织,实行从宽到严的资格审查和登记注册制度,给以不同的政策待遇,分别赋予其不同的责任和权利;第三,以实施备案登记为契机,对现存的各类民间组织,包括未经登记或不是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团,进行一次全面普查,以获得关于国内民间组织的基本信息;第四,备案登记的民间组织主要应限于规模小、活动范围小、不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兴趣团体、同人团体、社区组织;第五,允许有特定的例外,例如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特批的人民团体,应当继续享受免予登记注册的权利。(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张立伟 2005-12-05)

  (文章经俞可平教授审阅,标题系编者所加。)


民主不是个坏东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谢茂拾


  ——读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有感

  日前,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出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该文于去年10月23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以《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为题登载,之后又经《人民网》、《新华网》转载,今年1月5日我国的四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搜狐网在首页新闻栏目以“评论:民主是个好东西,是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的醒目标题全文转载。此文既通俗易懂又不失理论的深刻含义,短短一千多字的论述,将民主的内涵、民主的普遍意义、民主在政治制度选择中的地位和实现机制、民主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民主的弊端和实施成本、民主的实施条件和策略、民主的中国特色以及民主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迫切需要性等等都作了精辟概括,可谓既言简意赅又高屋建瓴,是一篇难得的为民主作出中国化解读的好文章。基于俞可平先生的话题,笔者也谈以下几点体会,以此作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的个人解读。

  民主不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或者说是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不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所独有;或者说,它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并不会因为其他对自己构成竞争影响甚至不与自己友善的民族和国家使用了它,就会因此而将它作为坏东西抛弃。在当代社会,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和普遍适用的政治制度已经成为了人类的公共产品,无论是什么民族、什么国家都可以各取所需,拿去消费,就好像人们消费城市公共马路、免费义务教育等等物质和服务产品一样:一个人不会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或者不友好者使用了一条马路或者享受了一所学校的免费教育,他就不再使用同一条马路或者享受同一所学校的免费义务教育了。既然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和普遍适用的政治制度可以供人类免费地共同使用,那么谁不使用它,谁就等于吃了亏。

  民主不是个坏东西,因为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民主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就曾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民主文明。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为人类民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民主探索和实践。历史证明,民主之所以成为千百年来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就是因为人类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尽管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实施起来也有很大的成本,甚至有时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譬如决策缓慢、游行示威乃至被政客操弄等等,但是,人们还是乐于施行它。原因就在于,就实施民主的成本与收益比较而言,民主的收益总是要大大高于民主的成本或代价,它的弊端相对于它的收益而言,并不会使它成为一个坏东西,相反却是一个好东西。

  民主不是个坏东西,我们不必害怕它。因为“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但是,对于执政为民、以公共利益为重的官员来说,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坏东西,而且是一个好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通过公民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任职前一定得到了多数人的投票支持;任职后,他也必须随时听取公民的呼声,处处为公民着想,时时接受公民的监督,真正将自己作为社会的公仆;因此,他是民主的实施者和受益者,他没有必要害怕民主,更不会把民主当作坏东西。一个推行民主顺畅的民族和国家,官员得到公民的拥护和监督,公民能够自我激发内在的积极性,社会因此而充满和谐与活力,追求长治久安的愿望将最终得以善治的形态实现。

  民主不是个坏东西,我们不必担忧它。因为民主以公民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作为实施原则,在一个公民享有个体全面发展和自由的社会里,公民没有理由破坏它所建立的秩序。民主的实施不以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面积大小、人口多寡、文化异同、经济发达与否以及公民素质高低等等作为前提条件。民主既可以在小国实行也可在大国实行,既可以在人口少的国家实行也可以在人口多的国家实行,既可以在基督教文化主导的国家里实行也可以在伊斯兰教文化等主导的国家里实行,既可以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实行也可以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实行,既可以在公民素质高的国家里实行也可以在公民素质低的国家里实行,这一切,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做出了的回答。

  既然民主政治制度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古代社会就已经创造过辉煌,并且又在近现代历史中经过了几百年的人类共同锤炼,那么,它作为管理国家的有效体制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怀疑的?在一个公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权利、可以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可以充分了解各种真实信息和可以通过自主投票选举官员来参与社会管理的国家,我们没有必要担忧民主会变成坏东西,即使民主的弊端也会带来错误,但是,通过民主,错误会以和谐的方式得到矫正,公平、公正、公开和正义将永远与真理为伍。我们之所以说民主不是个坏东西,人们不必担忧它,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民主是以公民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作为最高命题的;在民主政治制度中,这个命题不但会得到每个公民真实的行动支持,而且也会深深地根植于每个公民的心灵之中。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


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

来源:广州日报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前日的北京日报撰文《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文章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 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

来源:新华网


    作者:俞可平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


俞可平的民主观自相矛盾

来源:光明网


    作者:韩强


  最近网上对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说老实话,看了这篇文章,我还是很高兴的,如果只看这篇,我觉得是篇好文章,特别是其中的“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我很欣赏。但是,看了俞可平的在《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我才了解了他的民主观的真正内容。俞可平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

  我才有一个感觉:俞可平的观点自相矛盾,说白了,他要的不是“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而是精英民主,少数人的民主,因为这个民主必须和“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划清界线。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从俄国的民粹主义说起,介绍了各种涂料的民粹主义,又说“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呢?有没有一种“极端平民化”呢?当今世界,谁能做到呢?当然理想是一回事,做得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平民一般是指普通的百姓(以工农基本群众为主体),也是社会的大多数,民主是对全体社会公民而言的。公民与平民是互相渗透的概念,公民的外延要大于平民,因为公民有不同阶层,对于权、财、利的份额占有的程度不同。法律要保证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我要说的是如何保证工农基本权力,政治上的发言权、经济上对公有财产(包括公益财产、国企)的知情权、监督权、分红权(此红利应该直接划归社保基金和文教卫生等公益事业)、劳动的生命安全、按照得到工资的权力。能保证工农群众这些基本权力的民主才是好民主,才是“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

  所以,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保证人权,特别是保证工农群众的基本权力。现代西方国家也有国营企业,这些企业都是受议会监督的,就是英国的那个私有化也要经过议会批准,哪一个官员敢卖,不经过议会就是违法。现代西方国家也有工会,工会是专门和资本家谈判的,谈涨工资,谈不成就罢工,然后再谈,直到双方达成协议。

  我们的一些学者天天喊学习西方,为什么不学议会监督国有资产,为什么不学依法保证劳动者工资。看看我们的民工讨薪有多难。民主是与法制相联系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保证工农基本权力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文章来源: 学习时报 第367期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来源:光明网


    作者:俞可平


  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使得诸如马基雅亚弗利、黑格尔等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坚信历史不过是人类行为的循环。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重复发生的周期性和共时性。它们产生于此时此地,却在彼时彼地再度重复,虽然由于时空的差异,现象复发的形式与意义不尽相同,但某些实质性特征则依然如旧。民粹主义便是这样的社会现象之一。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当地控制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的旋风差不多刮遍了世界五大洲,它成了一个游荡世界的幽灵,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80年代,尤其是90年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在东欧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走向民粹主义”成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句响亮口号,在西欧和北美的大众传播媒介中,“下列这些领袖和运动均被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是贝奈德?泰皮(Bernard Tapie),而极右的民粹主义者则是让-玛利?勒佩(Jean-Marie Le Pen);在意大利,‘电视民粹主义者’是西维尔?伯鲁斯克尼(Silvil Berlusconi)及其Forza Italia运动;在澳地利是约克?海德尔(Jorg Haider);在美国则是自我标榜‘草根美国’的罗斯?佩罗(Ross Berot),据称他代表‘众多百万富翁的民粹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超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政治的宗教民粹主义;在俄国,叶利钦据称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在秘鲁,1990年当选的总统阿尔伯托?佛基莫里(Alberto Fujimori)被当作是民粹主义者.最近,在上述清单中又加上了‘塞族民粹主义’(Serbian populism),从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民族主义。在9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视为邪恶,于是它与民粹主义便在媒介中交互使用”。

  正象任何重要的社会政治范畴一样,对民粹主义人们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一词从本世纪60年代后便走出学术领域而成为一个通俗的术语,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学术领域,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都在谈论诸如“民粹主义的动向”、“民粹主义的努力”和“民粹主义的祸患”。民粹主义成了一个万能的术语,它无所不包,可以用以指各种不同的现象。诚如保罗?皮可尼所说,大家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如此地模糊,以致于它可以指一切东西,同时又什么也无所指。人们把罗斯?佩罗看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因而,克林顿和里根也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在标榜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总是声称‘代表’人民,因而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不少学者之所以把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看作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治运动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独立自主。它也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

  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堕变成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民粹主义研究者弗郎西斯?威福特这样说过:“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民粹主义当作是一种个人而非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因此,象瓦加斯和贾尼奥?夸德洛斯这样的领袖在政治上的急速转变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民粹主义不是什么而只是某些追逐权力的领袖的机会主义与几乎无限的操纵群众的能力的结合。…民粹主义意味着对群众的操纵,但这种操纵从来不是绝对的”。

  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不仅体现在其定义上,也体现在其作用上。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

  民粹主义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人们通常在贬义和褒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贬义词,它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总之,“按照以前的解释,民粹主义首先与人民统治的黑暗面相联系:暴民统治、3K党的集体非理性、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恐惧症”。所以,当人们欲反对一个政治领袖或一个政府时,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这位领袖或这个政府斥为“民粹主义的”。

  然而,也有人在褒义上使用民粹主义的概念,而且从本世纪60、70年代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于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意味着‘人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褒义词”。民粹主义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专制、简言之,正象奥地利政治家约克?海德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代表一切对公民有利的东西,它既不代表红色的官僚(社会主义者),也不代表黑色的官僚(基督教民主党人)”。

  民粹主义概念的歧义性及其作用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具有复杂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它几乎与当代所有最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都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人们既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权威政治、民族主义的因素。反之,在现代的民主政治、权威主义或民族主义身上,人们也可以不时发现民粹主义的烙印。

  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 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出发点。在政治上,这种民粹主义表现为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反对阶级政治,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例如,“美国的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示着对国家权力以及对那些运用或力图运用国家权力的人的敌视。所以毫不奇怪,大多数美国的民粹主义都追随痛恨统一权力的托马斯?杰佛逊。所以,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与把宪法看作一种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权力的赋予这种观念紧密相联。民粹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主权在民和人民统治这一基本点上是共通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联系。若仅仅就这一基本点而言,人们极难将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明确区分开来,把民粹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并不过分,反之亦然。

  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从差不多同一的前提出发,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它们在以下这一关键点上开始分道扬镳。民主主义认为,在现代国家,人民主权的现实机制是代议政治,即通过普选制选出民意代表,由民意代表组成主权机关,代替普通群众行使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换言之,在民主主义者看来,真正的人民统治只有通过间接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与此相反,民粹主义把主权在民的理想唯一地、直接地诉诸全体人民,它反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执政者和非执政者两大阶层,反对把普通群众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因此,民粹主义反对建立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民主,认为代议民主排斥直接民主,从而使自己堕落为“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是虚假的民主。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家来说,必须超越代议民主机构以便重新确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若全体普通群众不能直接参与政治过程,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便是腐败、无效和无用的。所以有人把民粹主义的这种民主逻辑称之为“民主的极端主义”或“超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独裁政治相联系。

  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 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是推行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正是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此处指介于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限制民主)。其一,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其二,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盲目顺从这种非理性的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 文章来源: 《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民主:西方文明为镜,东方智慧为导

来源:金羊网

    作者:伟达


  最近,在中国内地的媒体上,再次激起对民主这个“敏感”话题的讨论,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公开为文论述《民主是个好东西》。

  在中国,民主与科学一样,虽然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就深受推崇宣扬,但确又是相当陌生的“舶来之物”。

  譬如民主的本源始于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科学的根基

  则发轫于逻辑推演与实证试验,而这些确实不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和强项。

  于是一方面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的命运多舛;而另一方面中国和中国文化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却不因挫折而懈怠,凸显民主与科学乃事关中国发展的远大前程。

  笔者以为,东亚现代化的成功与经验,其中有两大因素值得总结观察。首先是西方文明影响,而后是东方智慧的引导。

  首先,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明圈的现代化崛起,确是一前所未有的大事件,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明激荡和竞争程度的前所未有。

  以中国文明为例,从文化传统、政治社会体制及经济发展的综合角度讲,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个外族对中国主流文明形成过真正的挑战,最后反而为中国文明所消融同化。

  但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冲击,则明显开启了“振聋发聩”的一大例外。甚至于“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源于西方。

  于是,在具体操作甚至潜意识中,西方文明都犹如一扇“悬镜”,为东方文明发展建立起一大切磋对比反思的参照系。

  这也就意味着两大结果:首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政体,西方式国家管理的民主法制与公民权利成果,也是东方社会所追求的目标。

  再者,这也规定了东方社会的现行体制,无论坚持自己特色还是“全盘照抄”,都会尽量引进消化西方社会与体制管理的长处,而非背道而驰。

  不过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世界性的,为何东亚文化圈能独自异军突起,开始在发展程度上与西方形成“多极”甚至掣肘的态势?这应该从东方深厚练达的文化和政治智慧中寻求答案。

  实践反复证明,民主虽然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政治框架,但具体操作起来仍离不开政治智慧与运筹的导引,否则民主也会沦为摆设,导致异化和失误。

  从“大道之行”“韬光养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思想政策举措,中国政治文化继承发扬了自己的智慧与谋略传统,并帮助自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防止重大失误,专心成长发展。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与战略咨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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